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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各个领域展现巨大潜力，越发深入地影响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未来。同时，技术扩散与场景渗透也引发了隐私保护、偏见消除、责任划分、劳动分工、社会公正等伦理难题。对此，我们要积极应对，努力实现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融合和协同发展。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本文从价值向度、实践向度、发展向度等视角进行考察。
价值向度
从价值向度看，要实现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融合，应倡导从约束性伦理走向引导性伦理。传统的伦理观念强调约束性，尤其是规范伦理学所侧重的原则主义方法论，试图以伦理框架作为约束条件，规范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伦理问题的隐象性与滞后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与隐蔽性，约束性伦理存在“失效”的风险，且容易造成与科技创新相互“掣肘”的局面。因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价值向度应注重引导性，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科技创新的良性发展，由此实现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
以引导性作为价值旨归开展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需关注两种关系。一方面，引导性伦理治理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如何”关系，而不是“是否”关系。约束性伦理在考量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时，更多关注技术“是否”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我们“是否”应接受这项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学的责任就是判断“是否”。引导性伦理则不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如何”上，即我们“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与技术的关系。这种从约束性走向引导性的价值旨归，对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而言更具积极意义，因为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平衡策略之一就在于，通过伦理治理保障科技创新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引导性伦理治理关注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度“纠缠”关系。技术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形式，决定了技术同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度“纠缠”。技术调节理论认为，技术不仅作为客体存在于人与社会的复杂网络中，而且作为中介主动或被动地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这为引导性伦理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应负责任地发挥中介调节作用，以引导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此外，还应引导社会如何负责任地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及时矫正认知偏差，避免盲目自信或过度恐慌，从而真正使人工智能为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能。
实践向度
从实践向度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平衡发展应从确定性策略走向探索性策略。确定性策略是传统科技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经典策略，强调以线性的治理方式进行风险识别、评估、管理和反馈，常用的方法是建构治理模型和完善治理机制。确定性策略的困难在于难以应对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治理情境，而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显著优势。因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实践向度应注重探索性，强调灵活、动态和开放的治理方法，以有效缓解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之间的张力，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探索性作为实践旨归落实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探索性伦理治理的“靶点”是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即通过灵活的策略、开放的思路和动态的过程来应对突发状况。从内涵上看，探索性伦理治理的核心在于“探索”，以多元、包容、开放、灵活、可逆的治理理念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注重感性认识与经验分析。从特征上看，探索性伦理治理具有包容性，自反性治理、预见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实验性治理、试探性治理等观念都可纳入其中。从方法上看，探索性伦理治理强调多元化，这既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落实，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还包括情境式、体验式、对话式、参与式等伦理治理模式。从阶段上看，探索性伦理治理应当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并注重先兆和反馈，随时调整策略以寻求最佳效果。另一方面，探索性伦理治理关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通过增强伦理治理的应急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以实现敏捷治理与韧性治理。伦理治理的应急能力是敏捷治理的关键因素，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快速响应和处理突发事件时的灵活变通是衡量伦理应急能力的关键要素；而伦理治理的抗干扰能力则是韧性治理的核心，在治理过程中即使受到干扰仍能恢复正常状态并保持功能稳定。
发展向度
从发展向度上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还应注重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地方性的伦理治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特色，包括文化适应、法律框架、社会需求、价值取向等，在涉及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过程中，地方性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价值。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颠覆性影响引发了共同挑战和世界难题，这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与美好未来。因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发展向度应注重全球性，以世界眼光、共同价值、中国特色的伦理治理战略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由此实现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的互惠共生、互利共赢。
以全球性作为发展向度形塑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根植于两层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形态的聚变带来了颠覆性影响。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企业或机构、行业或学科能够单独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和社会风险，碎片化治理必然带来风险的聚合，只有全球共治才能形成风险治理的合力。全球性伦理治理包括跨国治理、跨界（域）治理和跨文化治理，如建立多边对话平台和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跨国治理思路、建立多学科专家小组和多领域学术论坛的跨界（域）治理思路，以及建立引导性治理和探索性治理的跨文化合作框架与互动体系等。在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决策风险大的现实情况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必须坚持世界眼光、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国际格局，才能真正助益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社会形态的聚变带来了关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挑战。对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应放眼全球，关心人类共同利益和未来命运。人工智能的全球性伦理治理应聚焦于隐蔽性、跨域性和长期性的伦理风险，尤其要关注跨文化的社会公正与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挖掘人工智能在工业创新、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能源管理以及促进生物多样性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潜力，同时避免人工智能不当使用造成的能源消耗、电子废弃物泛滥、环境污染等危害，使人工智能真正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具有重塑未来社会的变革力量。如何寻找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的“破局”路径，如何为人类命运和美好未来注入新动能，是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对此，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价值向度、实践向度与发展向度，坚持约束性与引导性、确定性与探索性、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协同发力，面向中国本土问题和全球共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中的伦理软实力，激发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人工智能建设，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贡献中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预控实验方法研究”（22BZX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崔晋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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