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民众居家多时，不免情绪容易波动，在艰难时刻调适好个人心理状态十分关键。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钟爽，用“个人心理韧性”强弱来分析居家民众的心理状态，她认为识别出需要帮助的人群，政府、社会力量才能一同让民众有更好的支撑点，保持精神健康和心理的健康。
居家时间较长容易出现压力增加、幸福感下降、易恐慌等心理问题，有的还会表现出心理疾病的相关症状，例如抑郁、焦虑等。严重的则会出现长期失眠、创伤后应激反应、行为改变、甚至有自杀倾向等。
但不同人群抵抗外界环境压力的能力不同，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有所不同。钟爽将之归因于个人心理韧性的差异。
“心理素质相对好，韧性能力强，随之受到事件冲击后心理的影响就会相对小。相反，韧性较低的人群会较容易受抑郁、焦虑、恐慌等情绪影响，从而严重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钟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个人韧性的强弱，与他的经济水平、工作种类、受教育程度、家庭情况、可获得的社会资本相关，尤其与风险感知能力有较大关系。
由于不能自由外出，居民只能在家通过不同的网络渠道接收各种信息，真假信息难辨，有的信息传递出社会恐慌信号，使得部分民众容易受群体情绪感染。钟爽认为，风险感知能力较强的人，一旦接收到较多的负面信息，更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身处当下的社会环境，“社会资本”对居家民众的个人心理韧性影响直接且突出。社会资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或者接收到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以及社区对自己的实际帮助与关心关怀。钟爽举例称，如果家庭成员较多，且家庭关系和睦，同时个人在困难时刻又能接收到很多来自亲朋好友的关心和问候，就比较容易排解抑郁和焦虑情绪，心理韧性相对较强。相反，如果个人可以得到亲朋好友与邻里社区的关怀和支持很少，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会相对较大。
总体而言，疫情背景尤其是封控情况下，如果针对公众心理进行一定的抚慰和干预，一定要考虑到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关系、社会资本和个人的风险感知能力等。
具体来看，在经济方面，钟爽建议，对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群，或者是有经济困难的人群，政府应及时识别，给予一定的支持策略。因为人在面临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多重压力时更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加重。可以采取发放一定的现金券的方式对困难人群进行及时补助。此前，上海市就提出，针对特困家庭，加强救助供养，要求及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配备必需的防疫物资、农副食品、生活用品等，保障困难群众疫情防控期间的基本生活。
而从风险感知的角度来看，钟爽认为新闻的及时发布、信息的公开透明，对民意的及时反馈，以及能否快速地辟谣等都非常重要，只有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度高，具备双向良好的风险沟通，才能有效提高民众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社会心态。仅及时辟谣部分，4月以来，微信公众号“上海网络辟谣”就发布了90多条辟谣信息，帮助民众更快获取真实信息。
在此轮上海疫情期间，社区居委、志愿者等成为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抗疫力量。封控期间，有的社区凝聚力非常强，困难时期邻居之间交换资源，互相鼓励打气，协助社区工作，有的晚上会对歌，开演唱会等。在钟爽看来，这体现出居民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乐观情绪，说明这类小区社会资本程度高，社区支持力度大，居民的心理状态会更加趋于稳定。所以，加强社区支持，需要基层政府、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等组织协同起来，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来抗击疫情。
从家庭、社区到社会，钟爽希望关注到每个人的心理问题，因为个人心理问题会通过情绪共振，容易累积成公众整体社会心态的问题。如果公众的整体社会心态比较消极、焦虑、恐慌，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政府除了关注公众的物资发放问题，也需要及时关注公众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问题。
当下，找到亟需心理干预的人群是第一步。钟爽向记者表示，可以通过发放心理问卷、电话咨询、关注政府公众号留言、关注政府热线留言等方式，首先识别目前封控区、管控区的社会心态以及整体的心理健康情况，及时发现脆弱人群，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抚慰工作。
“除了依靠政府资源，还亟需要社会组织、心理志愿者、民营医院等多方的有效参与和协同治理。只有通过脆弱人群的有效识别，多手段地抚慰和干预，才能加强个人心理健康，稳定社会心态。”她补充道。